当今中国贪腐案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几十亿上百亿的贪腐案已经司空见惯，小小鸡西市一个副市长的贪腐金额就高达31亿元，差不多相当于该市全年财政预算总额33亿元，这种贪腐程度可以说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中国为什么贪官越来越多，贪腐金额越来越大，而在于为什么要把那么多财富集中到少数贪官手中，并且这种集权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高，不仅物质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甚至连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也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新中国已经彻底解放的妇女，更是沦落为官员随意占有和享用的“财富”，除非是官员没兴趣，只要官员有兴趣，任何妇女都无法逃脱官员的魔掌。这是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人们总是把这种腐败的根源归咎于权力集中，特别是那些居心叵测，要解体中国的中外反动势力更是把原因归咎于是中央集权。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当今中国极其罕见的腐败根源并非来自于中央集权，而是来自于中央集权与官权相结合，来自于中央集权是建立在官权基础上，从而造成官权泛滥的结果。纵观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官权完全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社会，除了当今中国之外，从来就没有过，奴隶社会的官权要受王权和贵族的双重制约，封建社会的官权要受皇权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制约，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权要受资本和民众的双重制约，新中国时期的官权，要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双重制约。所以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并没有出现今天这种官权泛滥的现象，我们多次讲过《水浒》中连皇帝宋徽宗见李师师都要挖地道秘密约会，可见当时对皇帝的约束有多么强大和严密，而如今连许多科级干部办公室都带有卧室，上班期间就能得到皇帝都得不到的享受。毛泽东时代同样是高度中央集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都归党中央统一领导，可是当时新中国却是无论纵向与历史相比还是横向与世界相比，全都是最清廉的国家，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消灭过黄赌毒黑的国家。可见当今中国的腐败并非是中央集权的结果，而是中央集权与官权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所有中兴时期和盛世改革的主要内容，全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和豪强势力，降低和不同程度地剥离官权对人民的约束，减轻各级官权不断加重的人民负担，而不是并且从来没有过削弱中央集权的中兴改革。可以说除了当今中国改革是放纵和任凭官权泛滥之外，历史上任何中兴改革和盛世改革，全都是约束官权的改革。因为在奴隶社会天下是王权的天下，在封建社会天下是皇权的天下，而从来都不是官权的天下。王权和皇权都是作为官权的对立面而存在，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主要任务就是约束官权，避免官权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百姓利益，最终逼民造反而损害王权和皇权的利益。正是因为王权和皇权与官权是对立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才有了千年上访的传统，遇到胡作非为的官员就以王法相抗衡，再不行就进京上访，寻求皇权的庇护。秦香莲和小白菜等普通农家妇女之所以能够与官权斗争并且获得斗争的胜利，所依靠和凭借的就是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对立，当今中国老百姓上访之所以没有用，不仅没有用还屡屡遭受官权的迫害甚至虐杀，主要就是中央集权与官权相结合，中央集权成为官权依靠，官权成为中央集权基础的结果。过去毛泽东时代同样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可是不仅没有官权泛滥，甚至陈香莲和小白菜等底层百姓根本就不需要进京上访，一张大字报就能够在当地解决问题，所以才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官员需要看群众脸色办事”的国家。文革结束后，邓大人就是凭借“今后再也不用看群众脸色办事了”这一句话而成为全党全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
为什么同样的中央集权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结果？答案很简单，凡是熟悉我们左翼爱国力量政治主张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是建立在民权的基础上，是与民权相结合的中央集权，而不是建立在官权基础上，与官权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当时的党中央实际上起到了封建社会皇权对官权的约束作用，只是中国共产党并非像封建社会那样完全依靠皇权自身对官权进行约束，而是建立和凭借强大的民权来实现对官权的约束。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约束对象是一致的，所以人民群众才会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党中央也才会把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的依靠力量。那时的党中央是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一样同样是作为官权的对立物而存在，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官权置于了党中央自上而下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双重监督之中，所以才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国家。或许有人会说，你前面不是说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都存在对官权的双重监督吗？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种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监督属于剥削阶级内部的自我监督，虽然比今天官员的自我监督要有效，却也十分有限；资本主义的民众约束仅仅限于4年一次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这种约束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对官权真正有意义的约束是对顶头上司的约束，而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以来数百年间，从来就没有过人民群众对顶头上司的约束，这就是我们讲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地方。
正是根据人类历史各个发展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根据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大众政治时代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才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是真正符合当今中国国情，属于当代最先进政治文明的改革原则。所谓真正符合中国国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内外的种种矛盾和危险，弄不好就会陷入动乱和解体的灾难深渊 所以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否则，就无法保证中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这是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短期内所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所以中央集权必须与民权相结合，建立在民权基础上，形成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把官权牢牢固定在这个上下结合的夹板中，让官员的所有权力全都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注意这里最关键的是直接监督而不是西方国家那种4年一选举的间接监督。同时由于世界处于第三次重新大洗牌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在世界重新大洗牌和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将会得到重新安排，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让中国能够在世界重新大洗牌过程中最终胜出，就必须限制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各种权利，否则我们就会有沦为新型殖民地的危险。所谓新型殖民地，是指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在中国设立租界和行使各种主权，但是却会通过不合理不平等的贸易和金融等经济规则，导致中国大部分财富流向发达国家，就像今天中国已经出现的大规模财富外流一样。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中央集权与民权相结合，建立在民权基础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形成中央集权与地方官权相结合的历史上最糟糕的政治体制？就目前来看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由目前的“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权与官员行政管理权相分离，党员的利益分配与群众的利益分配相一致。只要在利益上形成了党群一体化，那么在政治上也就自然会形成党群一体化。或许有人会问这是不是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绝对不是！因为邓小平的党政分开只是党政职能的分开，而不是权力的分开，更不是利益的分开，党政官员都是同一个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成员，无论市委书记和市长，还是党委书记和院长，都享有同样的官员待遇，拥有同样管理民众的权利，在客观上同样与民众相对立，只能是官官相护而根本不可能维护人民利益。所以文革后期毛主席采取“吐故纳新”的办法，开始探索性实行党员与官员利益相离的办法，在利益上把党员和官员剥离开来。比如新提拔的中央领导干部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等，仍然拿过去在社会底层时期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工分，取消所有官员的特权待遇，包括政治局开会喝茶都要自费。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在利益上把中央领导人为代表的国家高级干部，与普通人民群众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即便是不需要任务教育，这些干部也会自然而然地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100%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而与官僚集团相对立，100%代表人民大众进行执政。由于这些执政的党员干部在政治地位上要高于各级官员，自然能够迫使这些官员接受党的领导，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约束，绝没有丝毫权利和条件欺压、打压甚至镇压人民群众。这就是我们左翼爱国力量所倡导的党群一体化的政治体制。
在完成了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转变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真正民主的大众民主制度，把资产阶级革命和宪政制度几百年所追求的民主权利落实到实处，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大众民主三原则，也就是三大民主权力：一是人民大众不仅有权约束官员同时也有权约束资本，今天绝大部分人民生活都与资本有关，只约束官员而不约束资本的民主，完全是虚伪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是资本民主而不是大众民主；二是人民大众不仅有权约束国家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有权约束顶头上司，每个社会成员的命运都是由顶头上司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决定的，不能约束顶头上司的民主，是对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的民主，是把老百姓当做政治工具的民主；三是人民大众不仅有权选举各级官员，而且有权罢免各级官员特别是有权罢免顶头上司，只有同时具有选举权和罢免权的民主，才是能够充分保护人民利益的民主。与以往奴隶社会的元老院民主相比较，与以往的封建社会的宫廷民主相比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民主相比较，只有我们所倡导的这个大众民主，才是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只有我们倡导的这个大众政治文明，才是最先进的政治文明。
这就是我们左翼爱国力量多年来一直倡导的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要复兴的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我们要回归毛泽东道路的基本内容。（2024年10月15日）
